蔡锷（1882—1916）原名艮寅，字松坡。湖南邵阳人。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。蔡锷曾经响应辛亥革命，发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，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。中国近代军事家，政治家。在20世纪初期干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，且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：一是1911年10月底组织领导了昆明“重九起义”；二是1915年12月底发动和领导了讨袁护国战争。

1882年12月18日（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）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城东之亲睦乡蒋家冲蔡桥头（今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）一个贫寒农家。幼年在私塾读书。

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，师从梁启超、谭嗣同，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。后入上海南洋公学（后更名为“国立交通大学”，即今天“上海交通大学”与“西安交通大学”的前身）。

1899年赴日本，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、横滨东亚商业学校。

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。失败后改名“锷”，立志“流血救民”。复去日本。先入成城学校，继入陆军士官学校，学习军事，曾参与组织“拒俄义勇队”。

1904年毕业回国，先后在湖南、广西、云南等省教练新军。

1911年（宣统三年）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。10月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起义，11月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。旋即协助贵州、四川两省独立。二次革命中暗中派兵援助四川熊克武讨袁。事后被袁世凯调至北京，授以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、全国经界局督办、参政院参政等虚职。1915年袁策划称帝，加紧对其监视。蔡以赴津治病为名，逃至日本，转道香港回云南。12月25日与唐继尧、戴勤等通电宣告云南独立，讨伐袁世凯。次日成立护国军，任第一军总司令，出兵四川，屡获胜利。不久广西、陕西、贵州、浙江、湖南等省相继响应，迫使袁于1916年3月取消帝制。因艰苦转战，积劳成疾，8月赴日本治疗。11月病逝。

1916年6月，袁死后，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，之后因结核病赴日本就医，其间中华民国开国元勋黄兴逝世，蔡锷万分悲伤，写下挽联：“以勇健开国，而宁静持身，贯彻实行，是能创作一生者；曾送我海上，忽哭君天涯，惊起挥泪，难为卧病九州人。”同年蔡锷于11月8日亦病逝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附属病院(现九州大学病院)。翌年4月12日，被国葬于黄兴所葬之岳麓山，是民国第一位享受国葬仪式的人。

1916年11月8日，再造共和的一代伟男蔡公松坡在日本逝世。时年三十四岁!

临终前，口授遗电，由好友蒋方震、石陶钧记录代呈中央政府：

1.愿我人民、政府协力一心，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；

2.意见多由于争权利。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；

3.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，恳饰罗、戴两君（指在四川分别代理其职务的罗佩金、戴戡二人）核实呈请恤奖，以昭激励；

4.锷以短命，未克尽力民国，应行薄葬。2.总参工程兵学院指挥学院军事理论教研室主任

蔡锷与小凤仙的典故，真可谓是大江南北，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

想当年袁世凯要称帝是需要部将的支持，蔡锷将军不想和袁世凯之流同流合污，于是装病（肺结核是真有其病，但不算严重）要去日本治疗，终于瞒过了老狐狸袁世凯，远赴日本治病，临别时，与当时的名媛小凤仙的对话，真是令世人无不感动。 蔡 锷：奈何，蔡某七尺之躯，即已许国，再难许卿。君此去，不知何日能还？不知是否记得小女子？

说罢，转身上了火车，去日本找孙中山，联合孙中山讨袁。

蔡锷治军严明，并以身作则。他在云南都督任内，曾令参谋部汇考中外律例，制颁《简明军律》四十七条，内分“叛乱”、“擅权”、“辱职”、“抗命”、“暴乱胁迫”、“侮辱”、“逃逸”、“损坏军用物品”、“掠夺”、“关于俘虏之罪”及“违令”等十一章。并制颁《军队手牒》，强调军人“宜忠国家，宜敦信义，宜重俭朴，宜守纪律，宜尚武勇”。明确规定，“自宣布之后，一律实行”。又转发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关于严禁私自劝募军饷的命令。

在反袁护国期间，蔡锷本着开源节流的精神，始终坚持了护国第一军在四川前线抗拒北洋军的艰苦战斗。开始，由于军费困难，护国第一军推迟了自昆明向川南的进兵日期。出发时，所携带子弹，每一士兵平均仅300发，炮弹更少。至川南后，经作战两个月，消耗甚多。由于后方唐继尧未能及时接济，蔡部械弹及粮饷均极感拮据。蔡锷发函说：“所难者枪支破损，未能克日修理，衣服褴褛，未能换给；弹药未能悉加补充，而饷项已罄，乞灵无效。”1916年2月底，他不顾自己身患重病，从总司令部所在地永宁驰赴纳溪前线指挥，与士兵同甘共苦，坚持战斗。生活的艰苦，令人难以想像。他们“鏖战经月，日眠食于风雨之中，出入乎生死以外”，“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个钟。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”。后来蔡锷也致电梁启超“诉苦”说：“自滇出发以来，仅领滇饷两月。半年来，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，以致衣不蔽体，食无宿粮，每月火食杂用，皆临时东凑西挪，拮据度日。”梁不日给蔡复电，感叹不已：“勘电卅奉，雒诵泪下。……弟之严明刻苦，真可敬也。”及至广西、广东、浙江等省宣布独立后，四川陈宦要求蔡锷拨给援军。蔡对此有苦难言，他在致戴戡等人的复电中说：“(陈)今竟求援于我，毋乃乞米于丐?”

护国军出师时有严明的军风纪，要求“一律严守军纪，保持秩序，勿失严整”；不得“乱入民家”；“购买须要公开，不得依势估压。”这样的军队。深受人民拥护，出现军民亲如一家的动人景象：护国第一军“出征以来，未滥招一兵，未滥收一钱，师行所至，所部士兵未擅取民间一草一木。”因之，在川南战斗中，所部连续“五月无饷，而将士不受馈一钱，蜀人爱戴之如骨肉也。”朱德也曾指出：“自滇以达蜀地，无不箪食而迎”。后来大总统黎元洪在为蔡锷国葬所致祭文中也以赞扬口吻说：“君故贫，靡有康食，而务敏于学，及御事至专阃，所入悉分赡隶军者。驭士卒严而有恩，皆乐为致死。”蔡锷这种艰苦奋斗、身先士卒的精神，感人至深，鼓舞了为共和而战夺取反袁胜利的广大官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