查建英

查建英是纽约The New School中印学院的中国代表，并参与零点研究顾问组的工作。作为一位作家和媒体评论员，她先后出版了五本著作，其中包括"China Pop"和获奖图书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，并为《纽约客》、《纽约时报》、《读书》、《万象》等刊物撰稿。 查建英 - 人物简介

扎西多，北京人，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，1982年赴美，先后就读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。

曾为《万象》、《读书》、《纽约客》、《纽约时报》等撰稿。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《ChinaPop》，杂文集《说东道西》，小说集《丛林下的冰河》等。

2006年5月，新书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出版，连续三周位列三联书店“三联版图书销售排行榜”首席。 

查建英 - 主要著作

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《China Pop》，杂文集《说东道西》，

小说集《丛林下的冰河》以及文化评述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等。

其中《China Pop》被美国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杂志评选为“1995年度25本最佳书籍之一”。

查建英 - 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

查建英的新书《80年代》已由三联书店出版，她选择了11位在80年代的“文化热”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访谈。在这本书的前言中，查建英说：“我一直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、脆弱却颇具特质、令人心动的年代。随着岁月流逝，当年发生的那一切会不会逐渐被人淡忘？中国人的生活这十几年来一直处在令人晕眩的急速变化之中，大家对‘现在’尚且应对不暇，又能有多少精力去认真清理‘过去’？再说，‘历史’作为消遣、娱乐是一回事，如果真正直面反省，可能马上就显得沉重起来，甚至成为烦人的包袱。经历了太多动荡、挫折，中国人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告别过去、瞄准未来、轻装前进。”

李陀先生的一段话倒像是给所有写“80年代”这题目的人提醒一下：“历史的反省需要一定的时间，不过时间距离还是不能保证你的批评性回顾一定有深度。八十年代虽然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，但是这十年太复杂了，千头万绪，无论是研究，还是反省，都要考虑从一个什么样的视角进入。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办法。仅仅写个回忆录不太难，可是要达到像“伊甸园之门”那样的水平，不太容易。”

查建英 - 关于80年代

查建英在《八十年代访谈》所叙述的80年代，是“80年代出道的文艺家”，其中阿城、栗宪庭、北岛生于1949年，陈丹青、甘阳、李陀、刘索拉、林旭东、田壮壮生于50年代，崔健1961年生人。有人说，80年代人没有承接来自某一时势、某一思潮的全盛阳光，但却全面领略了每一种日出的瑰丽与日落的温暖。他们震撼和叹服于尼采“上帝死了”的结论，随即和北岛一起嚎叫“我不相信一切”，崔健又带着80年代的青年开始了“新长征路上的摇滚”。

回忆:浪漫的温情

“我一直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、脆弱却颇具特质、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……”充满温情的开场白是查建英在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序言中的第一句话。就在这样的基调中，一段曾经文化狂欢时代的回忆之幕被缓缓拉开。查建英找到12位谈话者，阿城、北岛、陈丹青、陈平原、崔健、甘阳、李陀、栗宪庭、林旭东、刘索拉、田壮壮，以及未被收录的刘奋斗，他们中好几位都是和查建英私交甚好的朋友，关于回忆的记录，最终结集成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。一时间，“80年代”，成为文化界人人谈论的名词。

“对于过去一些被悬置的话题，我以为，总要有一个回顾、调整的实践。只是这个实践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，没有人知道。我的一些朋友甚至认为，80年代都是些过去的老生常谈，不需要再多说什么。”查建英说。

“人性的苏醒，自由的精神，创作的个性都在80年代明确起来。”80年代，承接着70年代的沉重，开启着90年代的复苏。不仅仅对查建英们，对于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普通人来说，80年代是记忆的宝库。亲历者在叙述者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；未亲历者通过文字，凭借可能的想象遥望当年的嘉年华舞会。

“超越个人的得失来评价80年代和当下，我觉得二者各有千秋。我个人对于80年代有很特别的感情。那是一个饥渴、激情、梦想的时代，它充满希望，但是80年代的根基不厚，甚至脆弱。从之前的冰冻期脱胎而生，80年代有青春期的生命力，但这种感人的爆发力没有足够的时间继续生长，也缺乏让自己根基深厚乃至枝繁叶茂的土壤。

“进入90年代后，一些在80年代开始的东西又被搁置了。庆幸的是，90年代的中国在其他方面有很多发展。经济、资讯、新一代人的成长心态……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。我个人不希望把不同的两个时代看成为黑白的对立。我希望通过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把一些过去美好的东西重新拉进人们的视线，但决不是一味地浪漫过去。”

查建英 - 谈电影艺术

查建英喜欢电影，这个爱好由来久已。20世纪90年代，她住在芝加哥时，国内的朋友会定期到她家看电影。黄子平、甘阳、刘再复、李陀等等都是她的座上宾。当时身居海外，西方的影片可能会看得多一些，但看到张艺谋的《黄土地》时，她也很激动、意外。

回到中国虽然不再有定时定点的看电影时间，但查建英间或也会看看时下的电影，比如王全安的《图雅的婚事》。

“总体看来，和第五代导演喜欢的宏大叙事相比，现在个人化、小叙事的电影多了，大叙事的电影少了。个人化的电影，突出的是个人对时代的体悟、思考以及经验。这也反应出现在人们多元化的个性。80年代的电影恰恰缺少这些。现在反观80年代的电影，有气势，但‘激情有余，理性不足’。‘宏大’的容易让人产生空疏感，故事里的感情描写往往是粗线条的，煽情的，不够细腻，对生活捕捉描摹的态度也不够谦卑。从这些大的方面看，80年代的电影和现在电影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。一些更加年轻的导演拍的片子，我看得并不是很全。偶然我看到灵光一闪的作品，但至于‘一闪’之后的发展，需要更长时间的观望。最近我看了王全安在柏林电影节得奖的片子《图雅的婚事》，我认为这部片子拍得挺到位，表达的感情很朴实，我看了很感动。看看之前那些‘第五代导演’们，好像现在全都赶去拍大片了？！”

艺术：内在价值与商业无关

当全世界都受到商业文明的冲击，对于“坚持”的惶惑、焦虑不无例外地在中国也有显现。

“商业对于艺术的影响，可以说从90年代初写《中国波谱》（China Pop）开始，我就在关注。与商业合作是否就意味着堕落？一旦参与合作了，是否就不再是艺术家？坚持艺术，以不合作的态度对待商业是否就是穷酸文人，没有价值？……这些都是需要想想的问题。”

商业与艺术之间的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。这不仅要看艺术家选择了什么，也要看他们以什么姿态来面对自己的选择，以及在选择之后他们做出东西的品质到底怎样。“有的人选择了商业，做出的东西也仍然保留了自己的个性艺术；有的人则彻底被商业俘虏了，不仅同流合污，干脆成了商业的奴隶。还有一些人，因为他们所选择的艺术范畴本身就非常小众，其超前性和私人性并不具备商业特性。当然，这部分小众作品的价值需要通过时间来给予判定。需要小心的是，这个‘理由’很容易成为一些人的借口——他们的作品不为人们所接受并非因为理解的人少，而是真的没什么价值内涵。”

“再说说电影。很多观众爱看大片，大片中也有艺术口碑较好的，也有艺术口碑较差的。小众的艺术片也有不少质量很差，毫无才气的作品。量化的思维方式要不得，还是得有一个可以衡量的艺术标准，而且标准还需细分，比如说：商业的、大众化的艺术标准是什么；小众艺术的标准又是什么。但是不论大众也好，小众也罢，都有做得好与做得不好的区别。具体的问题还是具体看，武断粗糙的判断与党同伐异的狭隘心态都要小心。”

查建英 - 关于小沈阳

美国《新闻周刊》撰写文章指小沈阳是最低俗的中国人，并问小沈阳是不是同性恋，小沈阳称只是觉得那样好玩，是一种娱乐，逗大家乐，跟同性恋无关。嘉宾查建英在节目中谈到，小沈阳在美国或引起同性恋活动家指责，认为是丑化同性恋。

査建英说，美国人一般不这么表述，在美国一说什么东西低，就有文化歧视之嫌。尤其美国是一个俗文化的大本营，从根上是被欧洲人瞧不起，美国的文化没什么是能称是原生性亚文化的。它是从欧洲来的，一些特别美国特色的，比如说音乐这种从黑人来的蓝调音乐、爵士乐等，还有美国人说的相声都很俗，不过它的电视节目是分级的。